我这位神经学家为何研究记忆？

早在我想当神经学家之前，我的志愿是成为一位百老汇明星。但是，尽管我早期有着进入演艺圈的梦想，我又快又容易地*坠入了科学“极客"生活中，而这些科学志愿将我带到了我的家庭的母校—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

我的父母爱我，这是不可置疑的，但事实上，我们从没说过“我爱你"。

你必须明白，我来自一个很严肃的日裔美国人家庭。我们总是和蔼可亲，也非常有礼貌，但不会太过热情。你可以把我们想象成《唐顿庄园》（Downton Abbey）的日裔美国人版本，只是缺少了口音、佣人和房地产的部分。那就是我们。因此，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妈妈和爸爸把我装进了车子里，载了我一程，然后，《唐顿庄园》又上演了。我们没有拥抱，只是挥手道别。

我来到大学不久，就找到了满足我的科学“极客"的管道：玛丽安·戴梦德（Marian Diamond）教授教的一个叫做“大脑与它的潜力"的班。开班的*天，她缓慢地打开了她带来的帽盒的盖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真实的人脑。这是我看过的*个人脑。

她告诉我们，她手上拿着的东西，是人类已知zui复杂的结构；它定义了我们的性格与创意，也让我们在一秒之内从笑变成哭。她说，大脑zui惊人的一个特性，就是它能够应对环境而变化——这个特征称为大脑可塑性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我就意识到，我要成为一位神经学家。

我在神经学家的事业中研究了一种日常的大脑可塑性：长期记忆。我对于一个经历如何能在大脑中保存60、70、甚至80年所吸引，并成为了那些对长期记忆重要的大脑区域的解剖学、生理学与功能的专家。

但是，我在纽约大学创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之后，有一天看到了一则特别令人辛酸的报章报导，文章说的是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。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，尽管我是一位记忆专家，我却花了很少的时间去考虑记忆的私人层面——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记忆有多宝贵，而我们的记忆也如何定义我们。

我读了那篇文章的一段时间过后，我的妈妈拨电告诉我，爸爸有些不舒服。除此之外，她说，他忘记了如何开车到达他这30年来会前往购买早上的咖啡的 7-Eleven 便利店。

这令人害怕了。我开始行动了。我拨电给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，希望为爸爸找到的神经学家。爸爸的情况好转了，但他的记忆就是没有复原。

至于我，我只是觉得惭愧。如果我连做一件小事来帮助爸爸恢复记忆也做不到的话，我当一位记忆的专家有什么用？

随着我长得越大，我和父母的关系也更亲密了，而我也会在每个星期日拨电给他们聊天。但是，爸爸的记忆问题开始之后，我知道我要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转移到另一个新的方向去。

我的父母爱我和哥哥，这是不可置疑的。但是，事实是，身为成人的我们，从没对彼此说：“我爱你"。我决定，我要开始向我的父母说这三个字。但是，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，我不能突然对他们这么说。我得先去征得他们的同意。

我对于拨这通感到很不安，但是我意识到，这不是因为这个要求很尴尬，而是因为我害怕他们会说“不"。

但是，要知道他们的答案，只有一个方法。因此，在某一个星期天，我鼓起了所有的勇气拨电了。我那天晚上的主题是“保持轻松"。我说：“你好吗？我这一星期是这么过的。你这一星期过得怎样？"谈到一半，我就说：“妈妈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从来没有说‘我爱你’。我们以后聊天的时候就说‘我爱你’，你认为怎样？"

上沉默了好久，而我的胃几乎要升上我的喉咙去了。然后，她说道：“我认为这个主意太棒了。"谢天谢地，她答应了！我心里说道。我们就继续聊天了。

压力接着又上升了。同意说“我爱你"是一回事，但真的说出“我爱你"又是另一回事。

这是我的要求，所以我直接面对了这个挑战。我说道：“好的"——意思是说，妈妈，准备好。“我爱你！"她也说道：“我也爱你！"我们俩都成功了。

下来就是轮到爸爸了。我知道，既然妈妈那一边已经成功了，爸爸就会更容易了。所以我就问了爸爸。爸爸同意了。我们尴尬地说了“我爱你"。大要求之夜就这么结束了。

我胜利了，但是我一放下，我就不禁哭泣了。我不但*次以成人的身份对父母说“我爱你"，而且我那天晚上意识到，我已经永远改变了我们的家中的文化。

我在第二个星期一如往常地拨电。你会很开心知道，我这次对妈妈说“我爱你"自然得多了。接着，是时候和爸爸说话了。

我意识到，他可能不会记得我们上周立下的这个约定，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提醒他。但是那天晚上，他让我非常地惊喜。那天晚上，以及随后的每个星期天，他都会先说“我爱你"。

你要记得，我的爸爸有时候不太记得我是因为感恩节或者圣诞节而来探访他们。但是，他不知何故能够保留这个记忆。

我知道原因何在。身为神经学家的我知道，情感共鸣会帮助我们的记忆。

因此，他的女儿问他，她是否可以对他说“我爱你"，让他感受到了爱，甚至是骄傲——这让他击败了失智症，让他能够形成一个新的长期记忆。你也可以肯定，我下半辈子一定会保留这个记忆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研究记忆。